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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比如,1500~1600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数量总共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1600~1700年间,共有3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1701~1800年间,共有6661船次,年均66.61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加上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也就是说,截至1800年,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左右。从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试玩2000免费换彩金金沙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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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试玩2000免费换彩金金沙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产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一次挑战。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美国的第一个国际法学会(TheAmericanSocietyforInternationalLaw)成立于1906年,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里没开设过任何专门的国际法课程。可以说,在以武力当道的世界里,国与国间的法律框架不太容易形成,也不太会被当回事。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流动少,众多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而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大家族中只要一家有天灾人祸,其他成员都会筹钱相助;当一家要盖房屋时,其他成员也会尽力提供贷款;养老自然由子女负责,而当子女无能力支持父辈养老时,大家族中其他成员也会出力帮助。因此,“大家族”作为一种互助共同体,基本提供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各类信贷等。当然,不管一个家族有多大,有钱的家族毕竟是少数,能够提供的保险和信贷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当多个成员家庭同时发生天灾人祸时,这种互助共同体会随时破产。所以,这种传统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风险承受能力很小。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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